血糖高能吃什么水果

撰文｜张毓中 编辑｜马可

今天，马英九和他的四个姐妹回到湖南湘潭老家祭祖。他说自己今年将满73岁，能够踏上大陆土地，到湖南老家祭祖，看看父母当年的足迹，“对我个人意义重大，我们中华文化讲究慎终追远，我想在座各位都能理解”。

“慎终追远”的何止马英九一人。曾经，台湾外省人的乡愁，就是余光中笔下那“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。”张文学就是那些随时代巨变，于1949年颠沛流离到台湾60万军人中的一员，那年他19岁。此后六十年，他在台湾生儿育女，但从未学会台语。1988年两岸开放探亲，他第一时间赶回河南老家，与失散多年的妹妹相聚，那时，他们的父母早已离世多年。

而张文学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孙子张毓中，19岁那年踏上跟爷爷同龄时相反的旅程，他来到大陆求学，并回到故乡河南。从此，年轻的90后对爷爷、对故乡、对历史都有了新的认知。他希望写下爷爷的故事，为了铭记，也为了悼念：“将这漫长的拼图完成，我想那是对他来说最好的礼物。”

以下是张毓中自述 ：

妈问我辞职了，还不快滚回台湾，我说还有事没做完。

我要回河南。想写爷爷故事的念头已经十年，这次非得做个了结不可。

1949年，蒋介石带国民党与大量学生撤往台湾，爷爷张文学是其中一员。他跟随部队来台，六十年间建立家庭、养育儿女。我小时候，老人家喜欢拉着我说以前的故事，那时我只觉得烦，可在他走了之后，那些关于河南黄土的念想却萦绕不去。

“那我跟你一块去吧，去看看老家的模样”，爸从电话旁突然发话。

爸说这趟去河南拜访是件大事，毕竟爷爷还在世时，他与姑姑都因工作繁忙，从未陪父亲去趟河南老家，一直感到遗憾。

我想了想说，好，那我们一起去。

1937年十二月中，日本鬼子进逼豫东。我记得日军打进城内之前，天上先有一只观测气球，而后日军在大雪中攻进城内，大肆屠杀，尤其年轻男子一个不留，能留下的都跑进了天主堂，由神父切结保证不是‘老毛子’即可。因为天主堂神父是义大利人，是轴心国之一，所以教友沾了这一点不杀之恩，大约日本连续烧杀一周后，始组成工作队处理臭尸，这些话不要在这多讲了，它是一个永久洗不掉的烙印。

小时父母送我到私塾学习，读孟子、诗经、珠算，民国28年，我转入天主教圣类思小学，好像有点跟不上，尤其是算数。

考上省立开封高中，民国35年我到开高报到，本来我是考的开封高级师范，一心想提早当个教员，毕业后能返乡服务，另方面，也可早馈点钱，减少父母工作的负担。

自入学后，母亲不曾到开封来看我，但她经常找算命先生为我卜卦。那时我十六岁，妹妹秀兰才四岁，算命先生说，你的儿子张文学，将来会远离家庭，独自到东方闯天下，将来你们和他能见面的机会不多，这个小女秀兰是贴身的好女儿，你们年纪老了一切的事都会为你们办，你这个孩子的命太（孤）独啦！

于是在我读高二的那一年，母亲给我定了亲事，小西关的一个女孩，想绑着我命不至远去，可我从来也没有与她同伴走过，不见也好。

——摘录自祖父回忆录《鲜烟咸雨》

阴绵绵的日子，沿着解放路，过滨河转进铁路北沿街就是开封高中。

市区不大，一早起床，我和老爸走到东校区门口。这是一所百年名校，东校区于1935年建成，我爷爷于2025-08-03入学。

我们跟门卫说来自台湾，想找以前爷爷读书的地方。可惜因为里面有学生还在上课，他不能放我们进入参观。

“这边都拆光啦，现在都是新建的，你们老人以前念书的地方早没了。”

我们周边转了一圈，解放前的建筑几乎不存在。爸问到一个老头，他说以前这里有个面粉厂，但也在解放后搬迁了，对于开封高中以前的历史也不太了解。

爷爷，你曾在这里度过三年光阴，那是什么光景？

爷爷曾告诉我他在念开封高中时，班长叫段尚雯，是个女孩，绑着麻花辫子，他在课间打扫教室时总忍不住捉弄她，拉辫子，拿扫把偷打她屁股惹人家生气。我跟爸说，隔了四十年依然念叨，爷爷应该是喜欢她吧？

河南是个苦难之地，抗日战争的延烧让蒋介石决定炸花园口，以溃堤制造天然防线，失去控制的黄河让土地泥泞，限制了日军战车、枪炮的推进，却也造成1942年后人类史上最严重的人为饥荒，三百万人流离失所，卖儿女换粮，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，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移民事件之一。

“逃荒”没影响到老家堪称奇迹，曾祖父做点小买卖，在杞县街上卖蔬果，这才能供得起孩子到50公里外的县城念书，谁知道这一去就再也没能见着。

1948年，爷爷加入国民党战车兵第二团学生兵，按年计算是十八岁，离开前据说是一天早晨，学校集合了所有学生，胸前别着耀眼勋章的军官上讲台喊话，激昂地说要“救国”，愿意走的就跟他走，爷爷草草写了封家书，说不要担心，他要去当空军开飞机啦！

当家书抵达杞县，曾祖父母连夜起身赶到开封时，部队早已开拔。

拍下开封高中周边的街景，想象当年的困苦，我猜没有被历史冲刷走的，或许只剩下滨河，爷爷或许曾经翘课，拉着班长过河，到老城墙下面乘凉。那时候的硝烟还在百公里外，年轻的张文学喜欢吃红薯泥，眺望天空发呆。

我爷爷是河南灵宝市一个员外的儿子。他的母亲杨氏从小是个童养媳，嫁给员外后时常被家暴，后来跟着爱慕她的张姓长工私奔，来到开封杞县，带着她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。

杞县，杞人忧天的杞，距离开封市中心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。

爷爷对老家记忆深刻，在自传中对儿时巷弄的描述清晰，说自己曾在门口前逗妹妹笑，母亲杨氏在屋里帮人缝衣服，他写道：

“1942年我在众多考生中坐上杞县中学备取的红椅子，全县仅有一个初中，附设四年制简易师范在内，全校仅有七班，每班四十名，合计全校两百八十名，旧粮仓作为校址，杨佩德任校长，我在班上学业平庸，从来没有惊人的成绩，曾留级一年。”

爷爷的故居位于诗人醉街，很好听的名字。相传当地诗人顾陶亮嗜酒，曾醉卧此街，以此轶闻为名。令我惊奇的是，将近一百年后，手机地图上竟还可以找到诗人醉街。

现代杞县的规模比百年前扩增不少，但地图上仍可以见到曾经的旧城痕迹：一圈水渠围起，十字街中心是鼓楼。

四线城市的纷扰、兴起的烂尾楼与砖瓦老宅在这里一项没少，地面稀落的浇灌工程使泥泞上的尘土飞扬，汗衫褪色，喇叭声与孩子们乱窜，老人闲坐在门口，对于我和老爸这样的不速之客表现出警觉。

“你们找什么？”

“找25号，诗人醉街25号。”

“25号在那边呀……”

单数双数各一排，但实际上门牌是错乱的，有时从100多号跳到20，延伸拐进另条巷子又变成60开头，我们四处询问，跨过了水沟，从杂货铺老板娘浓厚的口音中辨识出方位，然后再次迷失。

我们没有得失心，说找到原址才是奇迹吧。解放前的建筑物已经一件不剩地被拆光，张家在这里早就没了地缘关系。1948年，爷爷从开封高中被国民党号召加入炮兵团，连杞县都没回来一趟，就此踏上颠沛流离的旅程，隔年他抵达台湾，而这年他母亲杨氏收到灵宝老家父亲过世的信件，跟丈夫、女儿回到灵宝。

听说我们来自台湾，要找家中长辈出生的地方，很多当地居民止不住好奇，热情地指路与出主意，只是河南方言我们实在听不懂。

来回走了两遍诗人醉街，在临走前，杂货铺老板娘再次喊我：

“你们可以去问那家（她指了个方向），那老人家九十多岁了，一直住在这，头脑还算清楚，去问问搞不好能知道些什么。”

我有些犹豫，但还是鼓起勇气，拉着老爸去敲了大门，“有人吗？”我往内喊，一名白发稀疏的老头走出来，嘟哝着找谁。

我想问这里有没有一位老先生，九十多岁？他知不知道杞县诗人醉街25号在哪？他知不知道约1940年左右，这条街有户姓张的人家？父亲在街上卖蔬果，母亲裹小脚行动不便替人补衣服，儿子在开封高中念书，还有个小妹妹牙牙学语。

“没事，找错了”，我退出门。或许比起失望，我宁愿保有想象。

■父亲（左二）与姑奶奶在家里吃着晚餐，笑谈往昔趣事。

“我没想到能活着见到你。”

父亲走进灵宝市大王镇重王村，姑奶奶迎面走来，还未走到人前，咸水从80岁老人的面庞顺着皱纹而下，伛偻的身躯上前抱着父亲，她大哭起来。我知道她想起谁了，想起她的哥哥，我的爷爷。

“没想到能见着你……”她喃喃说着。听大伯（姑奶的儿子）说我们要来，姑奶奶一晚上没睡，原本因为手术腿疼得不得了，在振奋之下也早已遗忘痛觉。父亲有些不知所措，抱着老人家连忙安慰。

姑奶奶是我见过最爱哭的人。七年前第一次见我时哭，见到我弟时哭，想起爷爷哭，翻着以前老照片也哭。张秀兰是世界上最爱哭的人。

她拉着老爸走进低矮破旧的小房子。这房子是爷爷以前回来投资村镇造纸厂失败、仅剩的遗产。斑驳的墙上挂着一幅合照，爷爷坐在中间，被亲戚围绕着，照片上姑奶奶还一头黑发，姑爷仍在世。此时距离爷爷第一次回乡已过去了34年。

■爷爷返乡探亲时与乡亲、家人合照。

“舅舅回来时是58岁，真巧，你回来时也是58岁。”大伯对我爸说。

1988年，两岸开放探亲，爷爷写了许多信件四处访查，托红十字会的协助，将信寄到开封杞县邮局，但父母早已搬家，查无此人，那封寻亲的信件在邮局一躺便是半年。

历史总有巧合与奇迹。

一天夏日午后，年逾百岁的张二爷（即是我爷爷的叔叔）来到杞县邮局。作为整个镇上最古老的钟表师傅，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帮邮局修整时钟。当张二爷走到层层堆叠的信封前，在千万封信中一眼便见到了“寻亲人”三字，赶忙联系已搬到百里外的张秀兰。

这么多年来，在父母离世后，张秀兰始终惦记着在上坟时为哥哥上一束香，年幼的大伯与叔叔看着无人的坟冢，虽然疑惑但却孝顺地依言跪拜了，张秀兰从未忘记，五岁时哥哥离家上学前在门口教她的翻花绳。

当她听说失散40年的亲人依然活着，而且即将回来了，张秀兰激动得差点晕死过去，那一天大伯深深记得：

“那时在三门峡西站（现已改建为货运列车专用），我在站口高举着舅舅名字的牌子接到他，当时我开大货车呀，载他回去时几乎整村的人都出来迎接，我们喊着：张家有当家的人了！张家有当家的人了！”

■爷爷初次返乡时，携带行囊与礼物前往机场。

第一次回家，那时的村里的穷苦不是我们能想象的。亲人们住在黄土挖成的窑洞里，点煤油灯烧柴火，爷爷眼眶红了，将在台湾打的一副副金饰交到亲人手上，而周边乡亲他也没有忘记，带了一大袋子一次性打火机分送（当时飞机管制法令不严，可以带上机），村民从未见过如此稀奇又便利的物品，用尽瓦斯都舍不得丢。

“你替我受罪了。”爷爷抱紧姑奶奶，张秀兰又哭了。

■爷爷（中）返乡，与家中亲人合影，左二为他的妹妹张秀兰。

■爷爷（右三）返乡，与家中亲人合影。

■爷爷（后排左二）与河南开封乡亲合影。

■爷爷返乡，与他的侄子们一起扫墓。

■爷爷带他妹妹张秀兰到西安旅行，合影留念。

那年爷爷送了姑奶一副纯金耳环，十多年过去，掉了其中一只，张秀兰请金匠将耳环再次打薄了、拆成一对，再也未取下。

故事回到1948年，杨氏与张姓长工接到儿子的信件，连夜赶往开封高中，国民党军营却早已开拔，他们回到杞县，感到命运的齿轮不可逆地转动。

是年，杨氏的父亲过世满七年，乡村有习俗，满丧一三七年是大事，七年将届，所有亲人都要为杨老先生送最后一程，于是杨氏与张姓长工又启程返回灵宝。战火摧毁了铁道，公共运输系统尽数瘫痪，张姓长工再次拿出了当年带杨氏私奔的力气，用推车载着年幼的张秀兰，带上简要行囊，用一个月时间回到灵宝县城。

开封杞县到灵宝，四百公里，张家三口走得很慢，不仅是因为杨氏裹着小脚，每走一段路便要稍停休息，更因盘缠用尽，他们靠着沿途乞讨才能勉强果腹。

他们在灵宝守丧，有天村里骚动着，张姓长工随人群涌动来到广场前，村里高台上的一名男人高举五星红旗呐喊：“解放啦！新中国成立啦！”

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开封杞县。政府为了尽快安顿混乱局面，安排就地落户政策，张家三口就这么在靠近黄河边上的村落，艰苦地待下来。

所以大伯说，这里是我们的舅家，也就是杨氏娘家的意思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张姓当家的人一直是缺席的，张姓长工在此无名无分，无财无产，只能做农民，而随之接踵而至的运动很快带走了他的性命。

搬到新住处不久，1957年，三门峡大坝动工，宣布迁村，官员们来到村里，承诺会将他们安置到其他村落。他们被安排到柿树沟，曾经这山头都是柿子树，现在却已一棵不剩，为了要容纳新进人口，柿树沟村原本的一处窑洞被安排住两家甚至三家人，张家三口就住进了另一处姓张的人家中。

饥荒，饥饿，公社里所有人骨瘦如柴，当蚯蚓、蚱蜢、青草都吃完以后，人们开始吃树皮。张秀兰还记得那味道：将榆树皮剥下，用碾子碾成粉末、掺水，便可以揉成像面团一样的东西，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营养，而剥去树皮的榆树很快死亡，于是黄河边上逐渐光秃一片。

那天张姓长工出门，在艳阳下硬撑着找了整日可食用的作物，最终一无所获，他知道今晚妻女又得饿肚子了，回来后感觉无比虚弱，他喝了两口水，对着杨氏低喃：“好想吃块红薯呀，哪怕只有拇指大小也成。”

张姓长工睡去后再也没有醒来，留下母女二人。

17岁的张秀兰强忍悲恸，简陋却慎重地葬了父亲，她们甚至没有钱去刻一个墓碑，而这时杨氏本就孱弱的身子也摇摇欲坠，她担忧着女儿，且恰好同住一处窑洞的张家儿子众多，她便与对方说亲，希望两家人彼此照顾。

“咱们家没有当家的（男人），如果你们愿意接受，就到我们家来吧。”年轻的姑爷答应了，从此入赘到张家，而杨氏果如她自己所预期的，在不久后因营养不良逝世，临走之前仍记挂着儿子，杨氏坚信他没有死。

“我不会忘记哥哥的，娘，安心去吧”，张秀兰说。

上海是繁华都市，又好似重建中的战场，以前的13军军长汤恩伯被任命为淞沪杭警备总司令，筹组战事，以我现在想应该是为阻止解放军进入，但着重的工作却是抢运上海的金银财宝、重要物资，甚多军事装备陆续向张化滨码头集中。

我曾在码头上亲眼看到，用绳篮向船上吊运木箱时，断缆时木箱子断裂，散落满地的银元。上船时次序很乱，富商带着珠宝、子女乞求逃命，有些幸运地上了去。我们学生是当然被运者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。

在上船前两天，人人有着忧郁的心结，加之学生中有对于局势不同的看法，故失落者不少。我们装上包，于1949年四月十日，上了招商局三千吨之货轮，而后清点人数，航向大海，停于崇明岛下锚，约莫在四月十六日向大海东进，至于船上的生活，实在是缺粮欠药，生病者不少，男女不分大小地在船侧上拉痢，天气慢慢热了，台湾的湿热气候真是使人受不了，一般人的服装仍是冬服未换季。

1949年四月二十四日，于台湾省基隆港登岸。

——摘录自祖父回忆录《鲜烟咸雨》

我的爷爷张文学，在台湾六十多年，终究是没能学会台语。

在他颠沛流离的时光中，经历过战争、逃难，后来因湖口兵变牵连，军旅生涯的后半段在全台湾调任，从蒋纬国侍从官到花莲兵工厂厂长，台湾对他而言永远有着一片陌生的隔阂，直到80年代开放两岸探亲了，爷爷才似乎找到曾经的归宿，可即便如此，要搬回河南居住却也为时已晚。

爷爷最后一次回家是在2008年凛冬。

那年冬季郑州风雪交加，零下的气温将黄河冻结，夜里姑奶与村人正在大王镇重王村支部围着暖气看公放电影，突然外头有人喊：张秀兰，有人来找！姑奶奶走出去，这才看见爷爷敲打着铁栏杆，冻得哆嗦。

大伯赶忙跑去，将身上大衣一脱，紧紧搂住爷爷发抖的身躯，将他迎进屋内，爷爷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，拍拍大伯的腿，说真暖和呀。

“那时他已经神智不清了，你想那么冷的天，他从台湾过来只穿一件单衣，裤子薄得像张纸，我们都得穿大袄子呀！你爷爷从郑州下机，没有跟我们任何人说，打了辆车从机场直奔老家，打了三小时，一千多块钱。”大伯回忆着。

“他可能有什么预感了”，二叔点头。

爷爷要回台湾时，执拗地不让任何人送，大伯放心不下，偷偷让二叔假借公务出差的借口送行，二叔一路跟着爷爷到郑州，看到爷爷进了旅馆后出门吃饭，吃完饭后却找不到原本旅馆的位置了，二叔才上前假装巧遇，将他送到机场。

爷爷回来后不到半年，因感冒并发肺结核，很快地走了。最后一段日子时神智混乱，仿佛时光在爷爷的脑海中倒流，他像个小男孩哭喊着找妈，喊妹妹的名字，喊下雪天好冷。

丧事来得突然，家人们忙碌一阵后，才由姑姑将此事告知河南亲戚，张秀兰听闻，大哭三日三夜，重病一场。

我和老爸在三门峡待了一周，这一周之间，几乎所有亲戚都放下手边工作陪伴，我们问了许多从前发生的事，包括爷爷怎么回来、姑奶这些年怎么过，现在政府大力支持扶贫，老家早已从窑洞迁出，生活条件改善许多，就连姑奶奶住的老造纸厂房都装了冷气。

一切他们熟悉不过的场景，在我们看来都非常新鲜。我跟爸讲，19岁那年在北京大学交流，拿着爷爷的书信独自找到这里，当时爷爷已经过世三四年，这期间两岸亲人没有再联系。而现在我很庆幸带他过来一趟，即便隔离辛苦、路途遥远。

因为这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。

拆迁的消息在半年前不胫而走，大伯说他们现在都放下农务，改到政府推动的“智慧岛”工程开车、维修，这半年之间隔壁的村子已经完成拆迁，村民拿到补偿金，原本的土地已经被开挖，再过不久就轮到重王村。

村子要拆掉了，我感到茫然，当年我来时走过的路，主干道已经封锁，被重新开挖，在村里散步细看，角落盖了新的公厕，墙上贴满优秀党干部名单，原本的破损也重新粉刷过了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“智慧岛”工程。

没有什么是不朽的，一切都会以崭新的面貌重生。

【封面图为张毓中（前排右一）与父亲（前排右二）及河南家人参观三门峡陕州地坑院。】